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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范围内应对动物生产行业中传染病的方法正发生着变化。抗菌药的（过量）使用备受争议，通过实施全面的生物安全计划，防止病原微生物侵入和扩散正在成为标准做法。如今，流行性疾病再次肆虐。不仅在养殖场的动物生产中，而且在伴侣动物的相关行业，包括兽医的实践和诊所中，都提高了对实施良好生物安全计划有益影响的认识。

　　《生物安全在动物生产和兽医中的应用》一书是第一本有关生物安全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汇编书籍。囊括了不同的动物生产及针对不同厩舍环境下应用生物安全措施的具体和实用信息。本书是一本实用性操作指南，适用于农场和动物服务行业的管理者、技术顾问、兽医、饲养员和对动物疾病预防感兴趣的人士。由于本书涵盖了有关生物安全的所有相关信息，所以学者和大中院校学生也会从中受益。

　　农民实施生物安全措施的主观准则反映了他们对“有影响力人物”的看法。例如政府，农民合作社，地方行政部门，同行—--希望他们在农场实施生物安全措施，以及农民是否有动机去遵守这一基于外部压力的设想。

　　在研究机构的支持下，各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指导方针和机制，以说服农民承诺实施生物安全措施（Moore等，2008）。有些方法比其他方法显得更成功。例如，养猪户报告已实施特定的生物安全措施（例如改变其分娩系统）以符合由英国政府主导的沙门氏菌属控制程序（Alarcon等，2014）。然而，多数情况下，实现的生物安全水平未达到国家主管当局预期的水平（Garforth，2015年）。 例如，2008年，丹麦政府提出了一项法律要求，大型奶牛场制定和实施针对农场的生物安全计划。一年后，对25名农民进行的调查显示，他们中没有一个制定强制性生物安全计划或实施任何与系统生物安全计划相当的程序（Kristensen＆Jakobsen，2011）

　　尽管生物安全措施的实施低于预期，但农民们报告说，他们尽了一切合理的努力将疾病的风险降到最低（Garforth等，2013），并对他们在自己的农场采取的措施非常满意（Casal等，2007）。未能实施的建议被视为对个人无关或不切实际（Garforth等，2013）。例如，Bennett和Cooke（2005）报告说，英国牛场的农场主极不愿意遵守政府建议的任何生物安全指南（作为国家牛结核病（BTB）控制计划的一部分），即使在过去曾经历过BTB爆发的农民中也是如此。超过50％的农民表示，即使他们获得了财政支持，他们认为这些措施不切实际或耗时，所以他们永远不会对9个提议的生物安全类别中的5个采取任何推荐措施（Bennett＆Cooke，2005）。

　　对政府机构和相关科学机构缺乏信任可能会影响农民实施农场生物安全实践的决策（Higgins等，2016a）。 例如，与澳大利亚37名绵羊养殖户和养牛户进行的深入访谈表明，对政府有关的科学机构缺乏信任和信誉，这威胁到该国牲畜传染性疾病生物安全和监测系统的成功（Palmer等，2009）。 对政府机构缺乏信任可能与政府过去控制流行病失败有关。2001年英国口蹄疫疫情之后就是这种情况：“上一次口蹄疫疫情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它本不应该那样传播”（Heffernan等，2008；Donaldson，2008）。

　　虽然农民认识到他们有责任控制农场发生的地方病，但许多农场主将实施适当的生物安全措施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政府，作为预防传染病或外来威胁的一部分（Higgins等，2016a）。这些措施包括适当的边境控制，以及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法规（Heffernan等，2008）。希金斯等（2016b）认为，这些观点反映了一种特定的农业制度逻辑，即政府有“支持农民和家庭农业的责任”（Higgins等，2016b）。农民将生物安全委托给政府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生物安全措施也有益于整个社会，而不应该是农民个人承担实施成本（Kristensen＆Jakobsen，2011）。换句话说，由于生物安全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如控制某个国家的人畜共患病，准入国际市场或维持高动物福利标准，农民还希望政府接受部分生物安全责任。

　　农民普遍认为，兽医是生物安全和疾病风险管理最可信和最可靠的信息来源（Garforth等，2013；Brennan和Christley，2013；Alarcon等，2014）。 由于中央政府的建议并不总是与其特定背景相关，因此农民希望他们的兽医能够对信息在一定的背景下进行解释，并根据他的专业科学知识和将其了解的当地流行病学情况转化为建议（Garforth等，2013）。然而，兽医们并不总是将自己视为农民生物安全信息的主要提供者（Gunn等，2008）。 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客户不愿意或无力投资生物安全措施。 有些人还承认，他们并不完全相信生物安全措施的好处，或者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或专业知识来为客户提供生物安全建议（Gunn等，2008）。然而，据报告，兽医说服农民建议措施具有逻辑性的能力是确保（农民）遵守外部建议的一个关键因素（Racicot等，2012；Laanen等，2014）。 以前农民对兽医建议的信心和信任，以及对其专业能力的认可，也被确定为农民实施兽医建议措施的关键要求（Alarcon等，2014）。

　　除了从兽医那里得到的建议外，在决定实施生物安全措施之前，农民还会考虑其他顾问的建议，特别是在涉及大量投资时。据报道，育种公司，饲料公司业务代表，牲畜经销商，运输商和农业顾问等对生物安全决策具有相关影响（Gunn等，2008；Alarcon等，2014）。 尽管如此，与兽医一样，这些顾问似乎对生物安全的成本效益和实用性持怀疑态度；他们还认为，农民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提供维持良好生物安全所需的设施和能力（Gunn等，2008）。 农场保险可以为说服农民承诺实施高生物安全标准提供另一个渠道。然而，在英国对绵羊和生猪养猪户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参保人员并未将增强的生物安全或疾病控制视为农场保险的一项好处；.他们仅仅将其视为一套规则或建议，为了销售他们的产品，他们必须遵守这些规则或建议而已（Garforth et al。，2013）

　　农民群体之间交流关于生物安全和疾病控制想法和信息被看作是另一个机会（Garforth等，2013）。 例如，“稳定学校”在丹麦成功举办，鼓励有意识的有机奶农相互建议和共享学习，通过增加疾病预防和改善动物健康管理逐步停止在农场使用抗菌药物（Vaarst等，2007）。然而，农业社区缺乏社会凝聚力，以及畜牧业对保密性的过度需求被描述为农民群体方案的主要障碍，此外农民对于他们农场的疾病问题常常也是报喜不报忧（Heffernan等，2008；Alarcon等，2014）。

　　Jeroen Dewulf教授是本书的主要作者，系比利时根特大学兽医学院兽医流行病学教授。是比利时动物抗菌药物使用年度报告的主要作者，也是欧洲兽用抗菌药物监控委员会的成员，以及欧洲抗生素耐药性遏制联合会，群体动物水平抗生素使用监管项目组主席。自2009年以来，他是比利时联邦食品安全局科学委员会成员;比利时抗生素使用与抗生素耐药性监管中心创始人和主席;欧洲兽医公共健康学院主席。2002年，他取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经典猪瘟的流行病学和防控。2014年任根特大学兽医流行病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流行病学和人畜共患病防控的量化管理，特别是针对畜牧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的使用及对抗生素耐药性的研究，以及通过生物安全措施来预防流行性和地方性疫病。他是兽医流行病学部的负责人、博士生导师

　　Filip Van Immerseel教授是本书的主要作者。是比利时根特大学兽医学院病理学、细菌学和禽类疾病系的教授。于1999年获得鲁汶大学 (KUL)生物工程科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得根特大学动物科学实验硕士学位。同年，他获得了根特大学兽医学院博士学位，主攻研究雏鸡在感染沙门氏菌后，小肠免疫细胞的渗透及肠道菌群环境对沙门氏菌入侵的影响。在他的博士后工作期间，于2008年就任根特大学教授。目前，他担任比利时根特大学兽医学院病理学、细菌学和禽流感系教授。同时，他是研究组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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